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的独立浪潮，在我的心中留下的是：亚非拉人民要解放，要独立，所有的殖民者统统都被赶出了殖民地， 那里的人民过上了好日子。最近读了<The White Woman on the Green Bicycle>，（作者是英国人Monique Roffer）。让我想了很多，事实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小说一开头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作者给出的标题是Hurricane）。一个黑人小孩Talbot被四个警察毫无理由地抓到山上暴打了一顿，打断了几根肋骨及鼻梁骨。事情的原委却是，一个名叫Johnny的警察拿了Talbot的cell phone， Talbot的女朋友到警察局去找这个警察，要求归还cell phone，结果这个警察就叫上三个警察，把Talbot拽上无人的山上打得半死，还不准他喊叫，并威胁他如果喊叫他们就会再去残暴他的妹妹。这样的藐视法律，无法无天的行为居然发生在独立后半个世纪的2006年。那时这个国家早已是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人均产值已高达15000美元。这个小孩的妈妈Jennifer在一个白人家庭当佣人，当这家的男主人George 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就决心帮这个小男孩讨回公正。结果事情并不顺利，George找到他的好朋友律师要求帮忙，遭到了婉言相劝；之后George 又趁采访准备竞选的总理Patrick之时，提出特尼利达人民 要求的是一个好的政府，能为人民办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坏的父亲。人民要求得到公平的对待，真正消除种族歧视，并从根本上杜绝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和不作为。但这位政治家只是泛泛而谈什么我们的经济是多么的好，根本没把George的话听进去，气得George在出来的时候摔倒在政府大楼的外面，被送进医院抢救。不多久George因患脑癌自尽于自家的游泳池后，那位黑人小孩Talbot受到警察的严厉威胁，要他闭嘴，否则就死。George的妻子Sabine知道后气得骑上她的那辆绿色的自行车，来到当地警察局，举枪击杀了警察局的头Boddy。
是的，特尼立特确实于1962年赶走了英国殖民者独立了。但是独立后的路并不顺畅，不仅有原被殖民的人要适应翻身当主人，面对怎样管理好这个国家的问题，还有原随殖民者来到这里工作的人们，要适应如何调整心态，以平等的身份融入这个新的社会。小说通过描写一对白人夫妇由于工作关系，于1956年从英国来到特尼立达，在这里生活了整整50年的经历，对这些后殖民时代的问题有一个非常细致的描写。男主人翁George 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新的环境，并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山水，尤其是那郁郁葱葱的大山，而且和那里的人们也相处得很好，有不少朋友，老人Ray，小孩Clock等。而女主人翁Sabine则相反，50年来她始终生活在一个矛盾中，她的前后三个佣人都是黑人，她和她们相处的都非常好，她总是尽力帮助她们，当知道Venus家没有水时，她不仅把她的家人接到自己家洗澡，并且给新政府的头Williams写信，指责政府的无能和种族歧视。（尽管这封信并没有发出。小说中她给Williams的信从未发出过，但这些信却充分表达了她的心情，想法和苦闷。）但另一面她却不愿她的子女生活在这里，说带这里口音的英语，因此她把儿子送到英国去读书受教育。当儿子说着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回来时她很高兴， 但不一会她就发觉，只要儿子和朋友一说话，当地口音的英语就脱口而出。于是她失望了，决定不再送女儿到英国去读书。女儿在特尼立达生活长大，嫁了当地的有色人（特尼立达以印度后裔和非洲黑人后裔为主，大约占人口的80%），每当她看见两个外孙时，总是嫌弃他们的黑肤色。
Sabine很爱她的丈夫George， 但她又不能真正爱上她丈夫所爱的这片土地这个国家，每天都在想着要返回英国。尽管她不喜欢这里，但是她又很关心这里发生的每一个变化。她刚刚到达的1956年，正是这个国家要求独立的初期，PNM（People’s National Movement）的领导人Eric Williams经常在市中心广场讲演，她总是骑上她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去聆听。并且深深地被Eric吸引，从此开始了长达50年的给Eric写信，尽管这些信从来没有发出过。（它们被按年代分别装入鞋盒，放在床底下。）但这些信装满了她的梦想，爱慕，希望，诉求，害怕，失望。
Sabine，一个外国人白人，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里所经受到的那种文化冲击，以及适应这种新文化的艰难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是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有着同样的经历。尽管我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很满意生活在这片自由民主的土地上，但是我的中国文化的根始终无法彻底断裂，交往最多的还是中国人，美国朋友有也不多，而且交往不会太深。
在Trinidad的后殖民时代，这里的种族隔离歧视也很严重。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生活着法国的克利奥尔贵族，英国欧洲的白人，印度人后裔，非洲黑人后裔。尽管独立了，建立了民主政体，但从小说的开篇就可清楚地看到种族歧视并没有彻底消除。可见一场革命能在短期内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但要从根本上完善这个变化，则需要一个长期的不懈的巨大努力，这往往是一个更艰苦的过程。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亚非拉国家大多数仍处在完善这个变化的艰苦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