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的天气真的很奇怪，从三月起一直是低温多雨，以至于我们补种的草长势比以往都好，但是西红柿却因雨水太多而出现裂果。这种气候一直持续到6月底。6月底后气温一下猛升到30多度，真是热得受不了。于是我们选择到气候凉爽的爱尔兰避暑。
7月29日一早收到航空公司的短信，告知：飞机晚点大约6个小时。然后我们经过一阵忙乱，终于登上另一条航线，于7月30号一早顺利到达都柏林。由于民宿还不能入住，我们只好拖着行李在街上闲逛。我们所住的地方就在都柏林最热闹的Temple Bar区，这也应该是都柏林市中心。我们漫步在一条条街道，两旁的房屋整洁而老旧，房屋底层是一家家店铺，大多是餐馆，纪念品店和一些小超市。主街道（Dame Street）上有一些18，19世纪的老建筑，那些建筑上没有明确的标识，我们不得而知如今是哪一个部门，机构或企业再此公干。
在民宿安排好后，我们又再一次出门来到利菲河（river liffey)边。那座著名的半便士桥就在眼前，白色的钢梁桥身，再配上三道皇冠式的拱门，凸显出这座桥昔日的辉煌。该桥建于1816年，是为纪念威灵顿公爵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军队而建的，所以最初它被命名为威灵顿桥。这也是当时唯一的一座行人桥，这座桥方便了利菲河两岸居民的生活。又由于这座桥建成时向来往的行人收取半便士的过路费，所以又被称为半便士桥。我是特别喜欢有河流的城市，一座城市有了河流，就有了灵气。我们走过不少欧洲城市，只要沿着这些城市的河流走一趟，就能大约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和今天。
我们跨越半便士桥，来到北岸，行走在一条宽阔的木栈道上，欣赏利菲河沿岸的风光。河两岸排列着一个个老旧的房屋，不论它们是高大的楼，还是矮小的房屋，我相信它们都是这座城市历史的见证。
不一会我们来到奥康奈尔桥（O'connell Bridge），这座桥是一个连接南北两岸的交通枢纽。桥上车流不断，游人成群。北岸桥头竖立一座大型的奥康奈尔纪念碑。这座纪念碑高13米左右，底座是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它下面四个角落坐着四位带翼的胜利女神，她们分别代表着爱国，忠诚，雄辩和正义。中间是一组群像，顶部是奥康奈尔站立塑像。他身披斗篷，右手握着一本书，目光凝视着爱尔兰在他身后一百多年来的每一步成就。
丹尼尔 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是爱尔兰19世纪的政治人物，他领导了爱尔兰天主教解放运动，迫使威灵顿公爵的内阁在1829年通过《天主教解放法》。
爱尔兰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是凯尔特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过着农耕和放牧的生活。公元432年传教士Patrick任爱尔兰主教，他不仅将天主教信仰带给爱尔兰人，也把文明带到了这里，他用拉丁字母拼写出爱尔兰语，从而让爱尔兰人有了自己的文字。
12世纪初，与爱尔兰一海之隔的英国开始觊觎爱尔兰这块淳朴的土地，他们开始一步步入侵征服爱尔兰岛，最先就是大量的英国有权有势的人移入，他们慢慢地控制了爱尔兰的政治和经济，爱尔兰则逐渐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他们虽然都是白种人，但他们的祖先则是不同的，爱尔兰人的祖先是凯尔特人，英国人的祖先则是盎格鲁 撒克逊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信仰也截然不同，爱尔兰人信仰天主教，英国人则信仰新教。慢慢地这种种族和信仰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爱尔兰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奥康奈尔就在19世纪初领导了爱尔兰天主教解放运动，并且取得了胜利，因此他也被人们称为“解放者”。在他去世后（他于1845年离世）爱尔兰人修建了这座纪念碑。
站在奥康奈尔塑像往北看，一根不锈钢的圆锥体矗立在奥康利尔大街正中央，它就是都柏林的地标----Dubolin Spire（都柏林尖塔）。它高约12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独立雕塑之一。它原本是为迎接千禧年而建，设计理念是：“以雅典及充满能量的简洁感，连接艺术与科技的桥梁。” 由于工程延误，到2003年才完工。
沿着河岸继续走， 我们来到位于北岸的海关大楼。这是一座建于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这也是继欧洲文艺复兴后，又一次在建筑上的飞跃。它融合古罗马古希腊的建筑风格为一体，建筑正中古希腊的立柱支撑起一个三角形的门楣，门楣上方是古罗马建筑的圆形穹顶，整个建筑由门楣往左右两边对称而建。
再往前走，一组塑像印入我们的眼帘。这组塑像的每一个人都是衣衫褴褛，目光呆滞，一股压抑的呼天天不灵，呛地地不应的氛围弥漫在四周。原来这是饥荒雕像（Famine Sculpture），是为纪念1845—1849年发生在爱尔兰的一场大饥荒。这场饥荒直接导致100多万人死亡，和100多万人逃离爱尔兰，从而使整个爱尔兰人口减少一半。
为了让人民记住这场大饥荒，这里还有一条追寻大饥荒的路线：从位于爱尔兰罗斯康忙郡的爱尔兰国家大饥荒博物馆到位于这里的一条长达165公里的路线（The National Famine Way ）鼓励人们去亲历一次饥民的逃离之路。
- 这条路上摆放着一些这样的铜鞋，每一双都讲述着一个故事
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847年5月下旬，由丹尼斯 马洪少校（Major Denis Mahon）组织的移民计划，协助罗斯康忙郡的1490名佃农从斯特罗克顿（Strokestown）出发，开始了165公里的艰苦步行，来到都柏林码头。但不幸的是，大约有一半多的佃农并没有活着看到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加拿大，还有许多在艰苦航行中幸存下来的人，在抵达魁北克的克格拉斯岛后不久死于疾病。
这就是爱尔兰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记住历史，勇往直前。
在这组雕像的对面是爱尔兰移民博物馆，再往前走几步就是那艘运载当年灾民逃离家园的珍妮 约翰斯顿饥荒船（Jeanie Johnston，这是一艘复制船）。这艘船在1847-1855年间16次往返于爱尔兰与北美之间，将2500多人安全运送到新大陆，无一人丧生。
1843年，一场起源于北美地区的马铃薯晚疫病，随着货船来到欧洲，在季风和昆虫的传播下，很快就感染了整个欧洲——比利时，荷兰，德国，法国，爱尔兰。。。问题是这么多国家都蒙受到巨大损失，为什么唯有爱尔兰爆发如此可怕大饥荒呢？
这完全是一场人为的灾难。1815年英国通过的《谷物法》明确限制廉价的谷物进口到英国。这种贸易保护措施就限制了美国廉价粮食进口，老百姓只能默默承受高粮价。平时还好，爱尔兰佃农还能依靠马铃薯度日。疫情一来，爱尔兰人赖以为生的马铃薯没有了，更有没有钱去购买高价的其它谷物。如果英国政府那时废除那个《谷物法》，人们也可以通过进口低价的粮食来糊口，度过难关。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废除和反废除《谷物法》的两派争斗最终以反废除派失败而告终。同时英国政府害怕饥荒引起粮食价格的波动，为稳住粮食价格，限制救灾委员会只能以高于市场价格5%的价格出售救济粮。要是灾民买得起市场上的粮食，还需要救济吗？这简直就是无视饥民的冷血政策！
塞姆尔 贝克特桥（Samuel Beckett Bridge）它的桥身是一把白色的爱尔兰传统的竖琴，远远地看见它就迫不及待地加快脚步走进它。
穿过这座塞姆尔桥，往南走不远，在大运河码头附近有一个由四栋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它就是Google自2004年起在爱尔兰都柏林成立的欧洲总部所在地。
晚上上网一查才知道，很多大型跨国企业的总部都在这里，如Facebook ，Microsoft， Linkedin（国际总部），Airbnb，Dropbox（国际总部）Twitter，Apple（欧洲总部在科克CORK，都柏林有大型办公室），PayPal，Citibank，Pfizer等。
为什么这些跨国企业都选择到都柏林落脚？这个问题在以后几天的跟团游里，一个历史老师导游给出的答案是：
1. 低企业税：都柏林的企业税12.5%，这远远低于欧洲其他地方。
2. 英语通用&高素质人才：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爱尔兰政府大力推动免费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大大提高了国民的总体文化素质，从而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且使用英语的年轻人。
3. 优越的商业环境： 政府提供大量研发奖励，制定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法。
4. 地理和经济政策优势：爱尔兰是欧盟成员国，使用欧元，提供了稳定且便捷的营运基础。
这就解答了我来之前的疑问：为什么爱尔兰是欧洲排名第四富有的国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爱尔兰是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农业国，1845年的大饥荒让它没能跟上当时欧洲工业革命的大潮，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到上个世纪70年代它的失业率还高达20%，每年还有1%的人口离开。但爱尔兰政府在1958年开始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1958年，政府开始施行企业私有化（以前学苏联，企业全部国有），鼓励外资投入。先是在机场建立起免税区，随后在机场附近成立一个免税工业园区，慢慢地吸引外资，直到1990年终于吸引了Dell，Inter等外国企业进入爱尔兰设厂。时间走到2000年，全球化的浪潮袭来，很多高科技公司开始一个个进入爱尔兰，爱尔兰开始了经济的腾飞。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爱尔兰。
肖恩 奥凯西桥（Sean O’Casey Bridge）旋转打开让船只通行。
- 这是纪念爱尔兰知名虔诚教徒--自律者Matt Talbot的塑像
又一天，我们沿着菲利河朝凤凰公园走去。河的北岸屹立着一座不太起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它就是爱尔兰最高法院，爱尔兰高等法院，特别刑事法院，中央刑事法院的所在地，所以被称为“四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