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早饭后我们搭车前往阳明山国家公园。阳明山国家公园很大,若不是自驾很难游览每一处景点,所以我们计划的是到小油坑,从那里步行登上七星山。
一路搭车还算顺利,下车后,我们沿着一条登山小径来到阳明山国家公园游客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我们,给我们介绍怎样去到小油坑。然后说,你们若有时间最好看看我们这里的介绍。
这个游客中心的展示室真不小,这里不仅介绍了公园的地质结构,生态环境,还介绍了这一地区的历史,人文沿革。阳明山其实不是指一座山,,它是北台湾地区以大屯山,七星山,纱帽山等所围绕的山谷地区,最早的名字叫草山,因为这里满山长满碧绿的芒草和箭竹。 1950年蒋先生到台湾后,这里是他的第一居住地。他喜爱这里的山水,觉得“草山”这个名字不能表达出这片土地的美,于是他把自己钦佩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名字给了这片土地,“阳明山”由此而来。
17世纪以前,这里没有外人进来,仅仅是原住民--凯达格兰族的集聚地,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以打猎为生。17世纪后,西班牙殖民者到来,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大屯山的硫磺矿也一度被西班牙人独占,因而引起原住民的不满和抗议。后来荷兰殖民者取代了西班牙人,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先是武力征服各个部落,然后采用软的一手,设立地方会议,让原住民参与会议,共同商讨解决问题,从而达到他们能顺利地从原住民手里得到贡纳。1683年台湾成为清朝的领土,大约40年后,福建广东的人开始来到台湾,带来茶叶水稻蕃薯等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和饲养耕牛奶牛等。农耕文化慢慢在这里成长。
1895年,日本殖民者来到这里,植物学家考察这里后,规划出保安林,然后他们开始了长达13年的造林运动,不仅种植适合这里生长的树木,还引进栽培樱花树。同时疏通河道,开拓梯田,种植水稻,蓬莱米就是在这里的竹子湖首先种植成功的(1921年)。
1945年,日本投降,民国政府接收台湾。1950年蒋先生来台入住这里的草山行宫。(草山行宫是日治时期为迎接到台的裕仁皇太子而建的行宫,现也是一旅游景点)虽然不久蒋先生和夫人就搬入士林官邸,但这里仍然是他们的夏日别墅。因而这里也成为中华民国的政治重地,1966年为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一百年修建的中山楼,成为民国政府的决策中心。1969年修建的阳明书屋,是为蒋先生修建的夏日行宫,当时名为“中兴宾馆”。现在改名为“阳明书屋”,是存放全台各地史料文物的地方,为学者专家研究近代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场所。
我们在那里就看了半个多小时。看后得出:阳明山不是一次就能玩转的,必需多次到此一游。
从游客中心走出来,阳光洒满大地。结果当我们坐上车不久,天就开始慢慢地变了,刚开始太阳不见了,然后起雾,雾也随着车的升高由薄变浓,待我们到达小油坑时,狂风大作,倾盆大雨从天而下,我们所穿的衣服完全不能抵挡急剧下降的气温,我们只好跑进游客服务站避雨。 我们在那里焦急地等了十多分钟,雨越下越大,毫无转晴的迹象,我们的登山行只好泡汤。
雨开始小一些了,我们冒雨前往小油坑,还没走出几步就看见山坳间冒出白色烟雾,一股浓浓的硫磺味迎面扑来。白色的烟雾和哗哗的雨雾构成一道屏障,我看不清四周的山,尤其是岩壁上的喷气孔,只能看清近处的景。
热气环绕着大崩塌地
热气环绕着大崩塌地
登七星山入口,箭竹林
返回时,我们特意在中国文化大学站下车,到文化大学的华冈博物馆看郎静山和张大千的艺术展。(在从台北车站到阳明山的车上遇到几位在中国文化大学读书的韩国学生,让我们有了前来拜访的决定。)
我们走进博物馆,这里是文化大学为纪念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119岁诞辰而特别举办的展览。展厅中央是张大千先生写的一幅对联《春晓华冈丽 高峰泰岱尊》,仔细看这是大千先生1978年写赠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80大寿的。紧邻这幅对联的是郎静山先生的《群峰耸翠》,也是1978年祝贺文化学院改名为文化大学的。
整个展厅里展示最多的是郎先生的摄影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呈现出他与大千先生几十年的友谊。1920年代他们俩就因摄影书画艺术交流而结识,一个以相机照出美,一个以笔墨画出美,不同的艺术领域让他们得以进行更好更深的艺术交流。1949年两人相继移居海外,郎静山先生到了台湾,张大千先生则旅居世界各地,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郎先生经常到巴西,巴黎,美国等地与大千先生相遇,把酒言欢,继续切磋。1961年,郎静山先生在日本举办《静山东京摄影展》,张大千先生特意从巴西辗转去到东京参加开幕式。1976年张大千先生定居台湾,这样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就多了不少。两人就这样走过一甲子,各自在自己的领域蜚声国际,名扬四海。
郎静山先生是我最喜欢的摄影家之一,他的摄影简直就是一幅幅绝美的中国山水花鸟画。他以相机代替画笔,重塑中国画的山水意境。我身边一位爱好摄影的朋友告诉我,郎先生的摄影作品是采用“集锦摄影法”。这个方法从技术层面就是利用暗房叠放技术,用几张相同的底片,取每张底片上自己认为最好的部分,然后合成一张完整的照片。这个技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了。我早在1970年代襄渝铁路修建的穷山僻壤里,就得到过这种技术所照的照片。但从暗房的构图来说,这就取决于摄影家各自的文化修养底蕴了,不同的文化意蕴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摄影作品。郎静山先生本身具有的中国画造诣与修养,成就了他的独特。这也就是他和张大千先生的共同之处——追求展现更完美的中国画,也是他们成为终身挚友的基础。
展厅里还有孙家勤教授夫人捐赠的大千敦煌粉本复制件。张大千先生在敦煌临摹壁画三年是早已为人所知的事,那孙家勤是谁?他和张大千先生又有什么关系?
原来孙家勤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幼子,1930年出生。他4岁时父亲去世,7岁开始随母学画。他母亲出身书香世家,曾任湖北女子学校校长。1949年到台湾后,他考入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他已35岁,且有11年教龄,生活无忧无虑,是大多数人羡慕的。然而他毅然决然的抛弃在台湾已取得的成绩,独自赴巴西,拜张大千先生为师,成为大千先生的关门弟子,学画三年。在大千先生的八德园里,孙教授就从临摹大千先生的敦煌壁画学起,不仅学到画画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传承了大千先生的精神:“不役于画”。大千先生说:“我只对我的作品负责,因我爱画画,所以我张张画好好画,因为我做我爱做的事,为什么不好好做呢?至于这张画是卖的,还是送人的,我不管,我都好好画。”大千先生的这番话深深地影响了他,他认识到:一个画家唯有不被市场支配,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 因而他深得大千先生的喜爱。大千先生对这位关门弟子的评价是:“得此门徒,吾门当大”,可以看出孙教授的学习是颇有收获的。
为什么纪念张其昀诞辰,要举办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展呢?当我们走出展览馆,正好遇到一位刚从浙江大学进修返台的教授,于是我们请教她。张其昀和郎张二人属同一年代的人,张其昀是著名的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1949年到台湾后,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期间,促成多所大学在台湾复校,同时也创办一些新学校。他对中华文化非常热爱,一生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为传承中华文化,1962年他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他的办学理念是:“承东西之道统,集中外之精华”。1960年代,正是大陆大肆毁坏中华文化的年代,蒋先生提倡并发起保护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积极参与,成为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和重要的领袖。1971年,他又创办了“华冈博物馆”,收藏中华近现代书画,郎静山先生的摄影作品,中华陶瓷等。正是他的这种对于中华文化复兴的坚持,让他与两位艺术大师终生追求表现完美的中华文化的理念有着高度的融合。这个特展展示了他们四人的渊源就是中华文化。
虽然今天的阳明山登山泡汤,但山下的文化大学却找到意外的收获。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