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梅梅来车站接我们，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后，她就赶回去上班了。稍作休息后，我们就凭着妈妈的记忆，穿过了一条条古老的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小巷，来到了一条极其狭窄的小巷----马王庙街。这小巷最多只有两米宽，一边的墙苍然班驳，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的风风雨雨， 而另一边的墙则很新（08年地震震塌后，重新修建的）。往前走不远就是马王庙街21号----我外婆的家，现在四舅一家住在这里。走进一破旧狭窄的门厅，再跨过一个小门，就来到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呈一个长方形，里边住着三家人，中间是一个极小的空地，大概只有两张乒乒桌大，那里晒满了衣服。我四舅家就在进院子的右边。
四舅妈正在厨房忙着做饭，我就好奇的四处打量这个房子。进门就是一个客厅，大约有十个平方米，一个三人沙发放在进门的左边，对着门的一边是一个大柜子，与沙发相对的是一台电视机。从客厅的左边进去是简易的厨房和卫生间，即自己动手接出去的小偏房。从右边进去是两间相连的卧室。（听妈妈讲一间卧室是最近才从一亲戚那里买下来）。两个房间内只有最简单的家具：城里人早已不用了的木板双人床和老式的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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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上方挂有红灯笼处，就是马王庙街21号 |
我转身走出卧室，来到客厅一眼就看见一相框。正中间是一张外婆的正面像， 我急忙拿出相机把她照下来。这时我与外婆的不多的接触的往事浮现在眼前。
儿时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盼望外婆来成都， 因为她会给我们带来好吃的阆中白糖蒸馍。这是一种做法特别的糖馒头，它不仅趁热好吃软绵可口，而且冷吃更爽口香酥松脆。（那时从阆中到成都需要两天的旅途，所以我们总是吃冷的白糖蒸馍多于热的。）外婆每次总是来去匆匆，而且很少住在我家。文革后期她来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时我又工作在外地了。外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她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仍然默默地为儿孙们操劳。1982年底，当我，妹妹和弟媳快要临产时，我们收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外婆从阆中寄来一大包婴儿用品，有小棉袄，内衣，鞋袜。。。最有趣的当数那一只只带有小鞋的软绵绵的棉裤腿。这真是想得太周到了！那时市场上并没有今天婴儿用的尿布卖，也更谈不上在室内装取暖设配。成都的冬天总是阴冷潮湿的，给婴儿换尿布最怕的就是时间一长孩子会感冒，给孩子穿上这个棉腿即保暖又方便换尿布。当我们给孩子穿上这些外婆用旧布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小衣裤时，心里总是默默地说；感谢你外婆！（那时外婆已经患了尿毒症，1984年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看一看她的重孙子们。）
“吃饭啰！”四舅妈的一声呼唤，我从回忆中回到现实。走进厨房，那里已摆好一大桌地道的家乡菜，自制的香肠腊肉，韭黄炒肉，凉拌黄瓜，青菜稀饭。。。。对刚从美国回来的我，这真是一顿美味佳肴。
饭后，表妹带我们去逛阆中的夜景。一条条挂满大红灯笼的街上店铺林立，张飞牛肉，保宁醋，定子锅盔，川北凉粉，白糖蒸馍。。。还有桑蚕丝作的地毯，壁毯， 真丝围巾。。。好不热闹！一座气势磅礴的古楼---华光楼耸立在眼前，我们来到了城中心。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表妹指着一间正在装修的铺面说，这就是爷爷的铺子。我就是要寻找这个铺子，寻找我从未见过面的外公。
外公名叫贺汉祥，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大家庭。他的祖父曾考取清朝的“拔贡”，是民国初年的一个书法家，在成都省政府任文职。民国初年他在阆中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堂，并任校长。他的爸爸是前清秀才，继承了父业教书育人，任小学校长。两代教育世家并没有给后代留下任何财富，甚至连自己的住房都没有，仍寄居在祖母的肖家大院里。当我外公出世时家庭境况已不好，他不能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读书，走继续办教育的路。他是家中的长子，下有弟妹6人，上有父母，祖父母，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初中毕业后就进了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从此担起了供养这个大家庭的重担。每天从早到晚辛辛苦苦地干，街坊邻居送他一个焯号“贺忙人”，经过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奋斗，才在县城的繁华地段光华街2号买下了一间店铺，（就是表妹只给我们看的这一间）经营干杂货。外公是一个实实在在干事的人，从进货到销售每一个环节他总是亲力而为。特别是进货有时要远到成都云南去，按那时的交通，一次进货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走多少路程，其辛苦真不是今天的人能想象的。外公也是一个热心公益，乐于助人的人。他曾先后兼任过县商会副会长，国立阆中县平民工厂厂长，阆中县商会附设初级商业职业中学校副董事长，阆中县城厢镇名誉副镇长，县参议员，县市民图书馆副馆长，县银行监事，国民党员，代理商会区分部书记。每逢春秋两季感冒流行时，他总是请医生开处方，买来中草药包成小包，免费让街坊邻居享用。正因为以上两点，外公的生意愈做愈好， 于是他又买下了贺家的第一个住房----机房街14号院子，结束了贺家寄人篱下的生活。抗战期间，阆中县城两次遭日寇轰炸，生意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于是外公又购买了城郊的一些地和房子，租给农民，收取租金以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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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多世纪前，曾属于外公的杂货铺 |
1949年共产党掌权时，外公的成分定的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刚开始的头两年外公仍继续他的生意，有一次进货到成都还与我妈妈和二姨见了面，大家在闲聊中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谁也不曾想到第二年厄运就降临到全家人的头上。由于外公是国民党员，并且代理过商会区分部书记，在1952年的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顶帽子一直跟随他直到1970年屈辱的含冤去世。我不清楚外公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的具体的生活，但我从大舅的回忆中看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外公在店里抬甜面酱，半句话没听清楚，就立即被同抬的人抽了一耳光，脸上印下了几个带酱的指印，半个字也不敢说，忍气吞声地继续抬着甜面酱。人没有尊严地活着是多么的痛苦啊！
在1956年的公私合营中，外公的杂货店也被充公。这时外公成了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共产党执政初，贺家的第一个房子就已经没有了。外公解放前夕担任县平民工厂的厂长，这是一个只有八，九个人的小厂，他让他的弟弟担任会计。 但这个弟弟是被宠坏了的，成天游手好闲，干不了任何正事。外公曾把在广元与别人合伙开的杂货店交给他经营，结果他把店弄垮，回到阆中继续闲荡。这次外公想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担任会计。同样当共产党接受时，他交不出任何账目。（他根本就没记任何账目）于是一切结果由外公承担，挨斗，被押，卖掉房子赔款。全家只好搬入上华街的店铺后面居住。公私合营连这里也不能住了，外婆只好求助娘家，一家人又只好重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时大家庭早已解散）外公早已被管制，尽管公私合营后他属于县糖酒公司的营业员，实际上被监管劳动，一直到他去世。
非常遗憾的是至今我不知道外公的长相，不仅我妈妈而且舅舅姨妈们也都没有一张外公的照片。我想在1949年以前，对一般人来说照相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更何况阆中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那时也许还没有照相馆。1949年以后外公成了专政对象，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哪里还有心情照相， 谁又敢与他照相。
最后一天表妹带我们去给外公外婆上坟。 这坟是舅舅们在外婆去世十几年后，于1996年在三舅学生的帮助下建的。他们把外公从一个无名的坟地迁到这里与外婆同葬， 两位老人在死后终于能在一起了。
四天的阆中之行结束了，我心里的悲伤和遗憾永远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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